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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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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3-18 20:19:1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姜帝圭电影中的战争世界
      1999年韩国导演姜帝圭凭借他的电影《生死谍变》,一举打破好莱坞电影在韩国的垄断局势,创造了600万名观众入场观看和3500万美元的票房收入,韩国电影重振之日由此开始。姜帝圭甚至也因此赢得了“韩国的斯皮尔伯格”的称号。时隔五年之后,姜帝圭斥资147亿韩币打造了韩国电影极具里程碑意义的战争题材影片《太极旗飘扬》,创造了1175万人次的观影记录(也是近年来韩国电影票房过千万人次的两部电影之一),获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2011年,在阔别影坛七年之后,姜帝圭再次携他的新作《我的征程》亮相影坛,并入围了第62届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获得了世人的关注。从《生死谍变》中朝鲜半岛南北分裂的背景下讲述政治角色和情感角色的不可调和,到《太极旗飘扬》展现同胞战争带来的人性痛苦,再到《我的征程》展现二战背景下朝鲜士兵在时代裹挟中难以自主的命运,姜帝圭通过三次不同的尝试,将自己的历史反思融入影片中,构建了别树一帜的个人化的战争世界。



一、后退的时间与前进的视野

自1999年至今,姜帝圭只拍摄了三部电影,而这三部电影无一例外地和战争有关。(尽管《生死谍变》某种程度上来说只是一部谍战片,不过整部电影是以朝鲜半岛南北对峙、战争危机一触即发作为时代背景,所以为了方便论述,姑且也将其称为战争片)而且这三部电影的时代背景也十分有趣,从《生死谍变》的1990年代到《太极旗飘扬》的1950年代,再到《我的征程》的1940年代,导演所选择的时间点一直在不断后退,但是透过这三部电影不难发现,导演对于战争和人性的复杂思考却一直在不断前进。



《生死谍变》是姜帝圭涉足战争题材电影的第一次尝试,故事以朝鲜半岛南北对峙为时代背景,朝鲜特工金明姬受命易容潜入韩国刺杀了多名政要,韩国特工崔相焕和李正希多方追捕,却始终难觅金明姬的下落。后来才发现崔相焕的未婚妻正是他们要追捕的朝鲜特工金明姬。故事最终以悲剧结尾:金明姬以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为由,固执地要继续执行自己的刺杀任务,身为南韩的特工崔相焕只得将枪口对准未婚妻,金明姬腹中的胎儿也在南北对峙的仇视中无辜丧命。在这部电影之中,姜帝圭是以夫妻之间的对峙来折射朝鲜半岛南北之间的关系,崔相焕和金明姬的夫妻关系似乎正是隐喻朝韩原本是一家,只不过是意识形态不同,最终才走上了分离的道路,虽然两国/两人信奉的信仰不同,但是最终的目的却都是一致的:渴望朝韩统一,只是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使这个统一的愿望看上去有些遥不可及。
化与帝国主义》中写道“我不认为作者机械地为意识形态、阶级、或经济历史所决定,但是我相信,作者肯定处于他们的社会历史当中,在不同程度上塑造了他们的历史和社会经验,也被这种历史和社会经验所塑造。”作为一名韩国电影导演,姜帝圭在讲述这个朝鲜半岛南北对峙的故事时,难以抹去先在的政治预设性,以一种莫可名状的优越姿态讲述这场政治与情感的纷争。在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金明姬在朝鲜时,是以一个杀人的机器物化地存在着,但是当她来到韩国时,很快就迷恋上了韩国男性崔相焕,并且自我意识开始觉醒,韩国似乎成为启迪她人生的圣地。这种论述格调其实与萨伊德在《东方主义》中所阐述关于西方文明对于东方文明的想象如出一辙,只不过这里的东西方被置换成韩国和朝鲜。《生死谍变》中的政治与情感的冲突被置换成了朝鲜女性在个体自我与国家机器之间的艰难挣扎,战争对人性的戕害似乎更多地被表现为朝鲜国家意识形态对个体人性的扭曲,而崔相焕/韩国只是一个冷静的凝视者,在看与被看的角色设置中,将韩国在南北对峙中的优越性表现的一览无余,因此在《生死谍变》中姜帝圭对与战争与人性的思考仍然是带有偏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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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2004年的《太极旗飘扬》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姜帝圭对战争的思考有了很大的变化。姜帝圭开始更加客观地审视战争对普通人的伤害,导演不再通过臆想朝鲜人的生活状态来实现自己的叙述诉求,而是通过描述自己更加了解的韩国人的生活来表达自己的诉说意图。《太极旗飘扬》讲述的是被无辜卷入朝鲜战争的兄弟俩的故事,哥哥李镇泰是生活在汉城的一个修鞋匠,弟弟李镇锡是一名在高中读书的学生,一家人原本在汉城过着平凡而幸福的生活,然而朝鲜战争的爆发打破了生活的宁静,二人在逃避战争时却被强行征入军队,从此一家人四分五裂,哥哥最终也在战争中死去。
如果说在《生死谍变》中姜帝圭是以意识形态的冲突来讲述朝鲜半岛南北对峙对普通人的戕害的话,那么在《太极旗飘扬》中姜帝圭则是以平民化的视角来反思战争对人性的侵蚀,在《太极旗飘扬》中,每一个人都成为战争的受害者。托马斯·沙兹《旧好莱坞/新好莱坞:仪式、艺术与工业》一书中写道,“类型片把集体理想仪式化的首要戏剧化工具就是类型化的英雄人物——即为动作或主导文化态度提供一个聚焦点的中心任务或若干人物。”但是在大制作的战争片《太极旗飘扬》中我们看不到英雄的诞生,只能看到普通人在战争中的挣扎。在电影中哥哥镇泰为救弟弟而参军,为获得一块勋章护送弟弟回家而拼死杀敌,最终却在杀戮中迷失了自我。当他堂而皇之地宣称要为保卫国家而战时,他已经从坚定的反战平民沦为狂暴的战争机器。而当其成为战争英雄时,又惨遭未婚妻被杀和弟弟阻挠刑场而被“烧死”的厄运。遭此变故的镇泰对战争的输赢已毫不在意,转而帮朝鲜人射杀韩国人,作为“人”的他已然消失在战争机器之中。电影浓墨重彩地渲染了韩国士兵及平民在战争中所遭受的暴行。不过对于交战方的朝鲜,导演也没有吝啬胶片拍摄了一场平壤市民在街头寻找亲人尸体的场景,两国领土上不同的人们遭受的伤害如出一辙,战争对于双方的伤害已是不言而喻。正如德国学者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所言“战争是一种巨大的厉害关系冲突,这种方式是用流血方式进行。”但是这场战争的意义何在?犹如片中一名韩国士兵所质问的那样:“意识形态就那么重要吗,就为这个自相残杀吗?”
姜帝圭在《太极旗中飘扬》中对战争的拷问并没有得到完满的解答,《太极旗飘扬》拍摄之后,现实生活中朝韩两国的对峙有着欲加激化的趋势,电影世界中的反战情绪,与剑拔弩张的现实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而对此姜帝圭也无能为力,即使他可以让朝韩人民在电影中握手言和,但是在现实中却连那条三八线都无法逾越。作为历史长河中的个人,似乎总是难以抗拒命运的摆布。所以在他的新作《我的征程》之中,一种强烈的宿命感在电影中蔓延,小人物在大时代中无能为力的命运悲剧被他塑造的淋漓尽致。

《我的征程》讲述的是朝鲜人俊植在二战中颠沛流离的战争遭遇。他本是一名普通的朝鲜长跑运动员,渴望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但是当二战全面爆发后却被日本人强制征为关东军,随后在与苏联的一次战役中被苏军俘虏,并被强制送往斯大林格勒与德军作战,在逃离战场奔赴德国后他再次被德军派遣到诺曼底承担海岸防御任务,并最终在登陆之日死于盟军的炮火之下。美国学者C·赖特·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说过,“只要战争成为民族国家体系内在属性,人们对此带来的困扰便无能为力”,而俊植的悲剧在于他被迫为一个毫无认同感的组织或国家充当炮灰。如果一开始在日军中,他还残存着保护同胞的意图的话,那么在苏军乃至德军当中,他只是一个无能为力的渺小的人,被战争机器裹挟着向前走,在大时代中无奈地追逐着自己奔跑的梦想。
其实这种对命运的无力感,在姜帝圭的《生死谍变》中就已经显现,而在《我的征程》之中,他将这一议题放置到整个二战中去,从而超越了朝鲜半岛南北对峙中的区域民族记忆,将战争的荒诞与无情提升到一个世界性的议题,在横跨亚欧的战场中传递出同样的反战信号,完成了从个体民族悲歌到普世价值追求的转变。

二、温情的情感体验与血腥的战场现实

《类型电影研究》一书中写道,“战争片的导演关注人类价值链上生存与死亡、勇敢与懦弱、人性与反人性这些哲学命题。”在姜帝圭的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他有着强烈的诉说欲望,但是他依旧遵循着类型片的观念与范式进行着艺术创作,在讲述个人对战争看法时依旧遵循着战争类型片的创作手法,这种创作倾向在他的电影中就具体表现为温情的情感体验与血腥的战场现实之间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之中,姜帝圭既满足了观众对于视觉冲击的需求,也实现了自己诉说战争态度的愿望。

姜帝圭的三部电影中,温暖的情感体验是他展现的一个重点内容,在《生死谍变》中表现的是金明姬和崔相焕的爱情,在《太极旗飘扬》中刻画了李镇泰和李镇锡的兄弟亲情,在《我的征程》中讲述了俊植和辰雄在战火中结下的深厚友情。在血雨腥风生死对抗的战争题材电影中,以个体的温暖情感体验讲述战争故事并不常见,诸如《西线无战事》、《拯救大兵瑞恩》、《现代启示录》、《飞鹰坠落》等一大批战争电影都没有以两个人的情感变化贯穿整部电影,但是姜帝圭却另辟蹊径巧妙地做到了这一点,而且由于他电影特殊的时代背景,也使他的这种情感叙述蒙上了一丝隐喻的意味。
众所周知,朝鲜半岛南北对峙是二战结束后美苏冷战种下的恶果, 1998年后金大中对朝鲜实施了“阳光政策”,有力地缓和了南北的关系,韩国学者尹大奎在其《冷战后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的变化及发展前景》一文中写道,“朝鲜半岛人民希望对立的双方能够通过缓和与对话早日结束紧张与对抗,实现民族和解与合作,在朝鲜半岛已形成遏制对抗,促进局势缓和、民族和解的潮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姜帝圭电影中的夫妻抑或是兄弟,总会让人有意无意地想到朝韩两国的身份印照,我们如若将《生死谍变和》《太极旗飘扬》做叙事学的分析,会发现他们在结构上会有惊人的相似。

《生死谍变》采取的是“和睦-失和-和解”的叙事模式,通过南北双方的猝然遭遇来设置矛盾冲突,而行动单元则呈现出“未婚夫/妻-敌人(特工/间谍)-孤独的丈夫/心中的亡妻”这一复杂关系;《太极旗飘扬》采取的是“兄弟和睦-失和-和解”的叙事模式,通过兄弟之间的误解和不同的世界观来设置矛盾冲突,行动单元则呈现出“兄弟-敌人-孤独的弟弟/心中的哥哥”这关系。对比这两组叙事模式可以发现,“夫妻”与“兄弟”之两个行动单元完全是可以互换的。对照这样的叙事结构,再结合当下朝韩分裂的现实,不难想象到这种夫妻/兄弟的叙事模式,其实真是对当下朝韩两国的隐喻,从和睦(家国和谐)到失和(夫妻反目手足相残)再到和解(对和平统一的认同与期盼),这不正是导演对南北和平统一的美丽憧憬吗?
当姜帝圭在其新片《我的征程》之中,试图跳出朝鲜半岛之外描述战争时,他采用的依旧是“和睦-失和-和解”的叙事模式来讲述自己对战争的看法,朝鲜人俊植最终与日本人辰雄在战争中达成和解,朋友之间的友情超越了民族仇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和解在个体中得到实现。而在姜帝圭的所有电影中,和解的关键性因素即人性,强调战火之中升华出来的人性之爱对亲人误解、家国仇恨的消解,只是这朵人性之花似乎只有在血腥的战场上才绽放的尤为绚烂,所以姜帝圭以温暖情感体验讲述自己战争看法时,使用的却是血红灿烂的战争底色。
正如日本格言所说“战争是装饰死亡的艺术”,在战争题材电影中,死亡是难以回避的一个现实,姜帝圭正是通过描述战场上个体的死亡与人性的复苏来表达自己对战争的态度。《生死谍变》的开场就是赤裸裸的屠杀,金明姬与其他的朝鲜特工面目表情地杀死人肉靶子,在民族仇恨的浸染之下,个体沦为战争机器。而在接下来的电影情节讲述之中,我们看到的是金明姬慢慢从一个杀人机器转换为一个渴望新生的女人,最终又在朝韩意识形态对峙中丧生。在炫目的枪战中,观众得到的不仅仅是肾上腺的刺激,还有心灵的震撼,感受到了战争对普通人性的压抑,感受到了猝不及防的死亡对心灵的冲击,正是这些不加掩饰的死亡场面实现了导演的反战诉说意图。
在《太极旗飘扬》中,导演将战争对个体的伤害上升到对群体的屠虐,在二十分钟平静的田园生活之后,朝韩两国的每一个人都被迅速卷入血腥的战争,接下来我们能看到的只有战场上一个又一个的死亡。承哲不堪战争之苦失去理智射杀战友后又自杀,镇熙枪杀了一个年仅15岁的朝鲜士兵。在短兵相接的战场上,已经没有是非对错民族大义,只有挣扎求存生的渴望。在一个又一个冷峻血腥的牺牲场面中,导演尽最大的努力还原了战争的原貌,但是这枪林弹雨炮声轰隆的真实战场营造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导演真正想表达的是战争的荒谬性,所以我们才会看到镇泰枪口的每次调转都会那样理所应当。吊诡的是镇熙的人性复苏之时恰好是他的丧命之日,导演用这种荒唐的安排再次向世人叩问这场战争意义何在?


作为重振韩国电影市场的重量级导演,姜帝圭显然知道如何将观众的口味与自身的诉说欲求完美结合,以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达易于传播与接受的普世价值,这点在他的新片《我的征途》中表现的尤为突出。《我的征途》可谓汇集了战争电影中所有血腥暴力的场面,影片囊括了二战中日苏战争、苏德战争、诺曼底登陆中的诸多知名战役,既有扣人心扉的狙击战争,也有气势如虹的坦克大战,更不乏摧枯拉朽的城市巷战,惊心动魄的抢滩登陆战等,《兵临城下》、《坦克大决战》、《拯救大兵瑞恩》等一些列战争电影中的经典桥段在《我的征途》中都被一一再现。不过姜帝圭在柏林电影节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战争场景并不是这部影片的全部,我很在乎电影中的情感戏,它与战争戏是紧密相关的。”而他口中的情感戏,指的就是片中俊植与辰雄等人在战场中形成的复杂反战情绪,血腥的战场恰好映衬了和平生活的不易,所以在炮火消失之后,辰雄奔跑在伦敦街道上的背影才会如此打动人心。
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曾在《正义论》中详细论述了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但是这种宏观而理性的哲学分析在微观而血腥的战争个体面前显得毫无道理,在战争中的个体只能看到炮灰纷飞与断壁残躯,形而上的价值判断让位于形而下的生存需求,与生的渴望相比,一切战争的价值都是荒诞的,姜帝圭正是通过温情的情感体验与血腥的战场现实将自己的反战意图展现出来,在朝鲜半岛乃至世界版图中寻找战争中最为可贵的人性。

三 战场上的“回家梦”与半岛上的“三八线”

姜帝圭在他的三部电影中都清晰地表达了对战争的厌恶,但是当剧中的主人公看清战争的真相时,他们又将魂归何处?仔细审视这三部电影不难发现,其实当剧中的主人公走上战场时,每一个人都怀揣着一个“回家梦”,战争越残酷无情,回家梦愈焦急热切。而这个“家”的隐喻其实也是姜帝圭在电影中想探讨的一个议题,它不仅是对朝韩对峙的家国思考,更是在全球化时代对朝韩身份的一个民族想象。
在姜帝圭的电影中,“家”不仅是个体化的家庭,也是群体化的家国,更是灵魂深处的精神故乡。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曾经说过,流亡是人类“最悲惨的命运之一”,流亡的真正痛苦不仅仅在于离开自己的家乡,还有内心深处的一种中间状态,即“一方面怀乡而感伤,另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和神秘的流浪人”流亡者失去的不仅是实体的故乡,更是精神的家园。这点在《生死谍变》表现的特别明显,金明姬原本是一名立场坚定的朝鲜特工,政治上的使命让她流亡到了南韩,他如萨义德所言成为了一名“巧妙的模仿者”,以韩国人的身份在在南韩过上了自己的生活,但是在南韩她不仅要忍受思念家乡亲人之苦,同时也要面对对精神家园崩坍的恐慌,在韩国的生活让她对以往所持的意识形态充满了困惑,她想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家”,这个家其实不仅是指与崔相焕组建家庭共度余生,还有结束自己既非金明姬又非林美玉的身份认同的困惑,结束既不在南韩又不在朝鲜的悬浮状态,寻求一个超越政治的精神家园,在一个正常的“家”中过上安定平静的生活。

但是金明姬的“回家梦”在朝韩对峙的时代背景中是难以实现的,所以在《太极旗飘扬》中我们看到影片主人公的回家梦与期盼朝韩半岛的统一梦呈现出了一致性。电影剧情的设置似乎就是对朝韩半岛局势的隐喻,镇泰和镇熙本是亲身兄弟,但是最终却在战场上手足相残,这无疑是对这场战争性质的深刻揭露,诚如剧中士兵永万所言,“这和当初反抗日本鬼子完全不一样”,这时的战争已经不是抵御外族入侵的民族战争,而是同室操戈的民族悲剧。因此镇熙在战场上对镇泰的声声呐喊,也可以理解为朝韩人民对同根同源的民族属性的追问,镇熙与镇泰共同回家的梦想也就成为普通朝鲜人实现朝鲜半岛统一的家国梦。毕竟早在1991 年朝韩双方达成的《南北和解互不侵犯和交流合作协议书》中,已经明确表示朝韩“本是同根生”,承认双方是“国与国以外的特殊关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电影中兄弟之间浓浓的亲情守望,似乎也成为朝鲜人民对朝鲜半岛民族和解期待的最佳注脚。
不仅是姜帝圭在电影中喜爱用“家”来影射朝韩两国的关系,其实在诸如《欢迎来到东莫村》、《共同警备区》、《南男北女》等影片中都出现了室外桃源般的“家”的意象,朝韩和解在这些想象的空间中暂得和解,但是最终又走向破裂。对重回 “统一的家”的欲望与难以实现的现实冲突,纠缠在每一部同类型题材电影中,而究其原因大概源于导演们对朝鲜半岛分离的历史现实的无力。朝鲜半岛的此次分裂,不仅仅是南北双方内战的结果,还有冷战格局下美苏两个大国外力角逐的因素,那条人为划定的三八线,给朝韩两国人民心中留下了难以言说的伤疤,“回家梦”的不可实现既是对那条可见的三八线的控诉,也是对不可见的外部势力这条隐形“三八线”的追问,而这在《我的征程》中有了十分明确的表述。



《我的征程》一片英文片名为《my way》,所指的其实就是朝鲜士兵俊植的艰难回乡路,而他回乡的不可能无一不与外部势力的干涉有关。他之所以走上战场,源于自己的被殖民地位,作为日本的被殖民对象他被迫走上战场为殖民者卖命,而当其被苏联以及德国俘虏时,每次都被胁迫继续参加战斗。他的命运完全被外力所决定,强大的外部势力也阻挡了艰难回乡的可能,他只是一个无能为力的弱者,为不同的国家充当炮灰。这种论述腔调无疑是对当下朝鲜半岛命运的一种自况,外力的干涉造成了朝韩半岛的现状,但是讽刺的是也恰好是这种外力以国际法的现代性形式将这条三八线合法化,让朝韩双方实现了长久的和平,开启了和平统一谈判的起点,为实现“回家梦”提供了一丝可能。正是在这种矛盾的语境下,我们看到了《我的征程》中也有了一个异常扭曲的和解,朝鲜人俊植最终死在了异国他乡,而日本人辰雄却以俊植的名字幸存并在马拉松长跑上为其正名,这是否也暗示了导演最终还是无奈地将希望寄托与外部势力来实现朝鲜半岛的重聚呢?
法国作家克里斯蒂昂·德拉热在其著作《历史学家与电影》一书中说到,“自电影出现伊始,就是对社会当前和过去的一种重新构架”,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也也则曾说过“印刷资本主义”的盛行进一步加强了民族历史的记录力度。从印刷时代转移到电子时代的当下,电影的作用与印刷文学的作用不相伯仲,姜帝圭电影对南韩对峙的思考以及对家国统一的愿望,其实也就是在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民族电影记录。他用自己的电影作品真实地记录了此时此刻的民族记忆,真诚地直视民族裂痕,为我们在现实政治之外看到了一个超出官方话语的朝鲜半岛民族历史。姜帝圭在自己的战争电影世界中建筑了一个民间口述历史,用自己的摄影机书写了私人化的民族史,因此姜帝圭电影中的战争世界,从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电影的本身意义,成为朝韩半岛民族历史的一个侧记,而朝韩半岛的复杂现状,也注定姜帝圭对现代性民族国家框架与历史记忆间复杂关系的思考并非绝唱,我们也期待韩国影坛会有新的佳作出现,在不同电影人的记述中,为我们展现一个完整的朝鲜半岛民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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