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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质平:晚明小说中的情与色
2015-02-22 14:53:56   来源:腾讯新闻    评论:0 点击:

本文摘自《现代人物与文化反思》,周质平,九州出版社,2013 4在晚明的短篇小说中,少有所谓柏拉图式的爱情,也就是没有肉体基础的纯精神恋爱。这是中国民间作家在面对男女问题时,极诚实的态度。精神肉体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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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现代人物与文化反思》,周质平,九州出版社,2013.4

在晚明的短篇小说中,少有所谓“柏拉图式的爱情”,也就是没有肉体基础的纯精神恋爱。这是中国民间作家在面对男女问题时,极诚实的态度。“精神”“肉体”这两个词是晚近才兴起的,在旧小说中,相当的两个字是“情”与“色”。今人谈精神肉体,往往将灵肉打成两橛,似乎灵归灵,而肉自肉,两者互不相干。在明人小说中,“情”多半因“色”而起,因“色”而生。虽然有“无情之色”,但无“无色之情”。所谓“多情者必好色,而好色者未必多情”,意即在此。这种情色一体的看法是对人性一种“同情的理解”,是很有一些“现代性”的。倒是“柏拉图式的爱情”是个舶来品,中国人并不推崇这种虚幻病态的两性关系。

“无情之色”近淫,重在一“欲”字,不为任何作家所推重,但“无色之情”则成了虚幻,而不知其所言为何物了。所谓“相思病”或“单相思”,约略近于“柏拉图式爱情”,将这样的一种感情,视为“病态”,是极有见地的。“少男少女,情色相当”这是明人小说中常见的一句话,这是何等的通达,又是何等的写实!“情”以“色”为基础,实一物之两面,无高下之别,而今“色情”一词,却成了有“色”无“情”,这是词汇发展变化中的一个趣例。

明末冯梦龙(1574-1646)所编写的《三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是中国传统短篇小说集大成之作,这些历经数百年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反映了许多传统中国的风俗、信仰,及当时的社会结构,不但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也是了解晚明社会,必不可少的材料。其中脍炙人口的名篇像《卖油郎独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等,都属言情之作。故事中的男主角,在见到女主角之后,大多为美色所颠倒,而必欲“成其好事”。除此以外,少有所谓崇高的动机。

卖油郎初见花魁娘子,惊艳之余,心中暗想道:“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若得这等美人,搂抱了睡一夜,死也甘心。”花魁名妓,开价一宿十两,岂是小小卖油郎所能企及?但卖油郎立定志向,“从明日开始……一日积得一分,一年也有三两六钱之数。只消三年,这事便成。若一日积得二分,只消年半。”一个数百年来,家喻户晓的爱情故事,男主角的动机,无非如此,这在今天看来,不但谈不上高尚,简直恶俗不堪。但这样一个“恶俗”的动机,却丝毫无碍其为中国言情之名篇。

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陈大郎偶见三巧儿之后,“一片精魂,早被妇人眼光摄上去了”,肚里想道:“若得谋他一宿,就消花这些本钱,也不枉为人在世。”陈大郎与卖油郎在初见美色之后的反应何其类似。小说作家在处理这一情节时,“秉笔直书”,丝毫不忸怩作态,为这样的动机做任何的粉饰和回护,这是旧小说中,在处理男女相悦这一问题时,最可爱,最诚实的手法。

卖油郎这种“一日积一分,三年便成”的至诚,其感人处在其“痴”,“痴”是晚明文人相当重视的一种品格。无论是“情痴”、“酒痴”、“茶痴”、“花痴”,乃至于“山水痴”。一个人一旦有所“痴”,亦即“情有所寄”。这种“痴”,近乎病,有时也称作“癖”。1930年代,大受林语堂、周作人推重的晚明小品文作家袁宏道(字中郎,1568-1610)在一封致李子髯的信中,对所谓“情有所寄”,有独到的见解,可以为卖油郎的“痴”作一注解:

人情必有所寄,然后能乐。故有以弈为寄,有以色为寄,有以技为寄,有以文为寄。古之达人,高人一层,只是他情有所寄,不肯浮泛虚度光景。每见无寄之人,终日忙忙,如有所失,无事而忧,对景不乐,即自家亦不知是何缘故,这便是一座活地狱!

卖油郎故事之所以千古流传,在一“痴”字,而“痴”之所以可爱,则在其为“不功利”,在其“为痴而痴”——在“情有所寄”之外,别无目的。凡是“情有所寄”之人,对他所寄的对象,既不问得失,也不问成败。所寄的对象,就是他的宇宙,其中有森罗万象,有悲喜惊狂。情有所寄时,即是天堂,情无所寄时,立成地狱。卖油郎充分体现了所谓“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的“不悔”和“无怨”。

张潮在《幽梦影》中所说,“情必近于痴而始真”,“痴”是情的最高境界,在这个境界里,只知有真假,不知有对错。卖油郎之所作所为,在旁人看来,或许不免愚不可及,但在他自己,却是甘之如饴,乐在其中。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近年来曾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更是为一般大众所喜爱。杜十娘挟百宝箱投河的那一幕是“妾死情,不死节”的具体表现。为节而死,只是受逼于礼教;为情而死,则是彻底的失望和幻灭,其震撼人心的程度,千百倍于为节而死。

《卖油郎独占花魁》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两个典型的“妓女从良”的故事。妓女从良是晚明小说中常用的一个主题,作者往往用一个以淫为生的妓女来体现一种坚强果敢的毅力,进而说明一种“淫后之贞”。这种贞不来自礼教,而是源自爱情。妓女从良的故事,除了在情色和贞淫的问题上,有一种更近于人情的解释以外,对女主角不幸的遭遇,多是怀着既往不咎的宽容和悲悯,不以过去之淫而伤今日之贞。这样的宽容和悲悯,即使在今天也是难能可贵的。

饮食男女是人欲,也是天理。道德伦常必须求之于人情之中,而不可求之于人情之外。在人情之外,别求所谓贞操,就不免成了吃人的礼教。晚明文人在这一点上,与五四时期新派思想家常有不谋而合的看法,李贽(1527-1602)在答邓石阳的信中所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18世纪的戴震(1723-1777)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所说:“仁义礼智非他,不过怀生畏死,饮食男女……古圣贤所谓仁义礼智,不求于所谓欲之外,不离乎血气心知。”又说:“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今以情之不爽失为理,是理者存乎欲者也”。这两段话,若稍加推敲,不难得出“人欲就是天理”的呼声。从晚明小说中对情色的处理,多少也能看出一些时代思潮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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