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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光甲晚期告御状的故事”的真实性商榷
2018-03-01 10:59:35   来源:印象泰兴杂志 作者:成 清   评论:0 点击:

阅读了2015年11月25日《泰兴日报》襟江纪事版刊登的《丁光甲晚期告御状的故事》一文后,有所疑议,现探讨商榷如下:
  阅读了2015年11月25日《泰兴日报》襟江纪事版刊登的《丁光甲晚期告御状的故事》一文后,有所疑议,现探讨商榷如下:
  一、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戊戌维新失败,同年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光绪帝被软禁于瀛台,从此不再临朝执政,直至病逝。慈禧大权独揽,再次训政。泰兴发生大水灾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此时光绪帝已有三年不能临朝执政,何来垂帘听政?令人费解。 \                                                                                                                                              
  二、封建社会时代(自唐开始,特别是明、清王朝)知识分子唯一出路也是必走之路,就是通过科举制度的考试选拔,力求功名,进入仕途,福禄双全,光宗耀祖。丁光甲是一个聪明好学,过目成诵,气宇轩昂,才华出众,胸怀壮志的知识分子。像他这样的人才,通过科举考试,入秀才,中举人自不在话下,甚至于高中进士,入仕途也是完全可能的。然而他到了二三十岁还是个布衣之身,令人生疑。
  三、丁光甲为反抗官府增漕状,诉县、省失败后,与乡人决心起诉告御状,先后两次卖了二十一亩田,作为去京告御状的盘缠费用(足够了),但在去京经过县城竟说“盘缠也带的很少,举步艰难,困难重重,在庆云寺方丈帮助下扮成和尚混出城门。”其叔父丁浴宏连夜将衣服和盘缠送给丁光甲,但下文还是说:“盘缠带的不多,沿途以唱道情及沿门乞讨,夜宿破庙”,这就奇怪了:卖出二十一亩田的钱就是为了川资,这些钱哪里去了,这不是疑点吗?
  四、“滚钉板”是清朝十大酷刑之一,老百姓越级上告官府时,才执行此法。其实丁光甲越县州两级上告省府,就应受此刑,怎么到了京城(已越三级)才受此酷刑,这合乎清朝的律法吗?又是一个疑点。
  五、丁光甲由京城回泰兴后,县城周围数以千计的民众强烈呼吁释放丁光甲,这正是令人吃惊的怪事。这是慈禧下旨释放,并令御医治愈创伤,护送原籍,候审发落,途中经108个州县,身上穿的大褂也盖上了108州县大印(戏说而已),难道回到泰兴仍被羁押,知县龙璋真是胆大包天,居然敢违抗慈禧候审发落的旨意?离谱了。
  六、提到龙璋,史载在他上任泰兴知县初期,正是发大水灾之年,他动员农民修堤筑坝,用以工代赈的办法解决了受灾饥民的燃眉之急,以后又发布《劝民开港修圩文》,大力兴修水利,先后开浚干河十余处,对防洪排涝,灌溉农田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他宣传植桑养蚕,购桑苗二十万株,以成本价让农民领种,使全县桑园倍增,多产蚕丝,增加农民收入。他设保甲制,以保地方平安,又捐赠大洋790元、钱50余串,恢复官医局,为患者治疗疾病,并新设牛痘局,聘请日医为小孩接种牛痘,以防天花。他发展教育事业,致力于教育改革,将襟江书院改为县学堂,成立泰兴县第一高等小学,开设新课程国文、数学等十门必修课和手、工、商等五门选修课。大力培养优秀人才,如支持丁文江等三人出国留学,使丁文江成为我国现代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为我国地质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龙璋在泰兴任职六年间,为泰兴办了不少好事、实事,政绩颇佳,所以泰兴人赞他为“龙青天”“龙大老爷”,至今还流传着“龙璋脱靴的故事”(是封建时代颂扬地方官政德而举行的一种仪式),这样的爱民清官对农民会滥施酷刑吗?绝不可信。再说龙璋第一次离任(新旧县志都没有交代原因)仅数月就返任,所谓数月,古今大概泛指三四个月。我们稍作思考,由京城下旨至省州县,龙璋回湖南,朝廷再下旨召回,龙璋又由湖南返回泰兴。在过去交通不便时,仅靠车船步行来来回回,三四个月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增漕事与龙璋离任挂不上钩,欲强加于“龙青天”身上,合情理吗?
  七、再说金鉽是清光绪翰林院编修,是文史学家、方志学家、教育家,民国初以其阅历声望被先后推荐为泰兴县和江西彭泽县民政长(县长)三年。他任职期间以“情、准、勤”为准则施政,一贯善待百姓,经常慷慨解囊资助穷困者,他投资首创泰兴孤儿院,收养流浪街头的孤苦儿童,使他们吃穿有着,并施以教育,长大后自谋出路。老百姓善意尊称为“金大人”。金鉽在为官中看透官场恶习,辞职回乡。他从事教育多年,如曾任襟江高等小学总教习(校长)、如皋安定出院山长(校长)、江苏南菁书院(江苏最高学府)监督(校长),并赴日本考察教育事业半年,并曾在江苏省编译局、通志局、上海洋务局工作。然而,他大半生精力倾注于地方志编簒工作,先后主修《宣统泰兴县志》《民国泰兴县志》《如皋县志》《江苏通志》《江苏艺文志》《江苏地理沿革图》《江山小阅诗文集》等,他笔翰如流,著作等身,凭一支笔的丰厚薪酬,富裕了家庭。曾有部分余款存入钱庄,该钱庄由于经营不善倒闭,以永安洲处百余亩良田作为赔偿,金鉽子孙三代无一人知道这些田的实处,从未有家人主动下乡收租。泰兴第一次解放后,金鉽即将所有田契交给政府销毁。张鹏举县长曾亲自登门拜访给予赞赏,并表扬其严拒汪伪以高官利诱的高风亮节的民族气节。解放后土改运动中金鉽家未受佃农丝毫冲击,被政府评为开明士绅。1934年泰兴农民自发的反屯田收租斗争,声震南京,在国民政府指导下,李光宇县长召开调解会议,参加者以佃农代表黄云祥同志和大地主丁开泰等人为代表,金鉽以士绅名流参加,会议争论激烈,金鉽以同情佃农的态度义正严词地发言,受到绝大多数与会者的欢迎,并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使县政府不得不支持正义,迫使大地主企图通过收买漕米册子增加地租的阴谋以失败告终。(见《泰兴县志》《政协资料第一期黄云祥文章》及《泰兴名人第二册》朱思源整理的《史学家金鉽一文》)
  八、1992年的《泰兴县志》的编辑者可谓人才济济,文人荟萃,阵容庞大,经过深稽博考,广开言路,内容无所不包,但同样没有记载丁光甲滚钉板告御状的通天大案。这又作何解释呢?那么,龙璋、金鉽二人对丁甲光滚钉板告御状一事愧从何来?这是给二位大人抹黑。为什么?
  九、该文后面又写到如今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提及丁光甲,脑子里都还有印象,试问光绪二十七年是1901年,当今八十岁以上的老人都是1935年以后出生的,那时他们恐怕还不知投胎于哪一家呢!所谓“脑子里的印象”和当今我们所听到的流传又有何区别?
  十、八十岁以上的老人中有些人“在童年时,曾看到旧县衙八字墙东侧立有一块石碑记载此事”,1956年曾发现闹漕册子。若是事实也应该予以保存,连明代的残石拓片的《遗带碑亭》都保存下来,那么在县衙门前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通天大案记载碑会不保存吗?所以这“据说”可靠吗?
  综合上述疑议,我很同意该文开场白“据传”二字,也就是说这仅是一个传说而已。但这个传说的内容包括逻辑性似乎不能令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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