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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为什么劝农民多种罂粟?
2015-11-21 21:03:25   来源:   评论:0 点击:

  1894年上书李鸿章,是郑观应、孙中山共同策划的行动,目的是推销西法改良中国农业计划,核心是在广东自种罂粟抵制印度烟土。笔者新发现的《申报》史料证实了这一点。孙氏此行,也希望申请出国考察农业护照,
  1894年上书李鸿章,是郑观应、孙中山共同策划的行动,目的是推销西法改良中国农业计划,核心是在广东自种罂粟抵制印度烟土。笔者新发现的《申报》史料证实了这一点。孙氏此行,也希望申请出国考察农业护照,以便向海外华侨筹款并招募同道。筹集资金、储备人才的用途,可能是作两手准备,但清廷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让孙中山迅速转向革命。对于孙中山这一行为,我们也须注意到,这是他在那个特定历史环境下一时应变之举。

  青年孙中山

  “自种罂粟”无法回避

  自1925年顾颉刚从《万国公报》中找到《上李傅相书》加以重新发表,90年来,对上书的目的有多种猜测。上书总共6864字,主体部分阐述“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四个主题,这是郑观应的观点,也是官样文章。真正的亮点在最后。

  在倒数第三段,孙文指出:近年知道要让英国禁烟太难,去年劝家乡农民试种罂粟,制成烟土,气味比印度“公土”还要好。一旦推广,可以尽夺印度烟土的利益,到时英国人自然禁种;印度停种后,我们自己再厉行禁止。“劝种罂粟实禁鸦片之权舆也。”这是典型的“以毒攻毒”思路。其时,四川等省已有大量种植,所出鸦片味道比印度公土要淡。孙逸仙吹嘘,经他指导,香山、南海试种的罂粟制成烟土,品质可与公土争雄,比川土优异很多。(《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

  在倒数第二段,孙文提到自己“拟有法国之行”,准备学习“蚕桑新法”,“顺道往游环球各邦,观其农事”,回国以后,仿照西法,招民开垦,“深望于我中堂有以玉成其志”。这一段是为申请护照作铺垫。

  郑观应同年出版的《盛世危言?农功》称:“今吾邑孙翠溪西医颇留心植物之理,曾于香山试种莺栗,与印度所产之味无殊。犹恐植物新法未精,尚欲游学欧洲,讲求新法,返国试办。”“吾邑孙翠溪西医”即孙中山无疑。《上李傅相书》与《盛世危言》完全吻合。

  孙逸仙想游说李鸿章、总理衙门,将内地自种罂粟合法化,并批准他们在广东境内栽种新品种,用新法炼制。主流学者则一直都在回避“自种罂粟”问题,有少数学者曾提到孙中山在老家香山试种罂粟炼制鸦片,但解释成从“医学角度”做试验。

  近日,我从1894-1896年间的《申报》找到前后6篇报道,可进一步证实1894年的上书,目的是以自种罂粟计划游说李鸿章。1881年,李鸿章派马建忠、吴瀚涛出使印度,商谈逐年减少鸦片输华数量,最后达到完全禁绝。这个计划,是郑观应密友、南海籍富商何献墀名义提出来的,郑观应似乎也参与了策划(《郑观应集》下册第396-397页)。逐年递减方案遭到拒绝,郑观应、孙中山遂提出新的替代方案,提议在中国内地栽种新品种、用新法炼制,以此抵制印度公土的输入。

  1895年12月24日《申报》,孙中山“欲在南海遍种莺粟”。

  《申报》抨击“妖卉”

  1894年春,孙中山偕挚友陆皓东乘船北上,先到上海与郑观应会面。郑观应是兴中会的创立者(陈晓平:《郑观应创立了兴中会?》,《南方周末》2014年1月24日)。早期兴中会是一个改良组织,孙中山1893年夏天在澳门受郑观应感召,加入了兴中会。孙中山此次北上,是与郑观应共同策划的行动。在上海,郑观应介绍了宋耀如、王韬给孙中山认识,据说王韬还润色了《上李傅相书》的文字。

  孙中山大约6月26日抵达天津,之前在上海停留了很长时间,并且将自种罂粟试验情况透露给了上海一些人士,《申报》获取了这些消息。

  5月26日,《申报》刊登《劝种妖卉》短稿,指出去年开始有福建人携带种子到广东,在南海、香山两县栽种,“收成之后,其香味与公土无殊,乡民喜而效尤,今岁遂悉将禾田变为烟田,一望无非妖卉。”从报道来看,孙文甚至还拉拢到广东某官员亲临察看,准备劝谕乡民广为栽种,并向上司禀报,定下章程抽税。

  《申报》接着在5月27日、6月17日刊登长篇评论,猛烈抨击自种罂粟主张,认为自种罂粟合法化不仅不能抵制洋烟,荼毒生灵更甚。

  6月下旬,孙中山与陆皓东在天津,面见了盛宣怀,然后一直等待李鸿章接见。此时,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冲突已进入白热化,7月25日,甲午中日战争正式爆发。李鸿章忙得焦头烂额,根本没有时间和兴趣来跟素未谋面的孙中山谈这种不急之务。

  孙、陆两人等待无果,到北京“窥清廷之虚实”,南下抵达武汉,“观长江之形势”,然后回到上海。因李鸿章未能接见,请郑观应通过江海关弄到一张护照,只身前往檀香山。当年农历九、十月份,《上李傅相书》刊登在上海《万国公报》。宋耀如是《万国公报》承印人,王韬是《万国公报》撰稿人,这一切运作,背后都有郑观应的影子。

  1895年10月26日,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12月24日,也即起义失败后两个月,《申报》刊出《示拿匪首》报道云:“无论军民人等有能拿获孙文卽孙逸仙及杨衢云两匪首者,每名赏洋银一千大圆。按:孙文即去年欲在南海县境遍莺粟以害粤民者也。”在清廷通缉“匪首”之后,《申报》不再遮遮掩掩,直接点出孙文姓名。

  12月29日,《申报》第5次刊登报道,直指:“去岁有匪类孙文卽孙逸仙朦禀地方官,拟就南海县境广种莺粟。尔时本馆曾一再辩论,大声疾呼,畅陈鸦片之祸人,期官斯土者严行禁种。今则孙已因起意谋叛,事发脱逃,大宪方购线缉拿,高悬千元之赏。谅粤中当无复有人敢私行播种以祸斯民矣。”

  1895年12月29日《申报》“有匪类孙文即孙逸仙”。

  1896年4月3日,《申报》第6次关注此事,在《又萌叛意》中“孙匪平日以医术餬口,前年忽欲违禁在南海等处遍栽莺粟,以祸粤民”。

  将前后各环节连贯起来看,1894年孙中山在上海停留期间,已有一些消息灵通人士知悉内情,《申报》撰稿人也是其中之一。他们了解到孙逸仙是自种罂粟计划的始作俑者,只是在1895年11月26日之前,不方便点出姓名;后来,孙文既然成为“匪首”,《申报》再也无需为之隐讳。因中日在朝鲜的冲突升级,孙中山上书求见李鸿章的“妖卉之旅”,以失败而告终。

  “以毒攻毒”思路的由来

  孙中山的思路不算新鲜。早在鸦片战争以前,朝廷中已形成“主禁派”和“弛禁派”。“主禁派”以林则徐为代表。“弛禁派”以许乃济为代表,主张自种自销,抵制英印所产,避免银钱外流,以此挽回利权。但孙中山成为“新弛禁派”的一员并身体力行,中间经历过什么心路历程,则是一个完全空白的领域。

  孙中山的“以毒攻毒”主张,明显受到郑观应的影响,或者说,这是他们两人的共同主张;而孙中山国学老师区凤墀、郑观应秘书吴瀚涛参与推动英国禁烟失败经历,则是促成他们向自种罂粟转变的重要环节。

  孙中山国学老师区凤墀

  1873年,郑观应在《救时揭要》一书中专辟一章《拟自禁鸦片烟论》,一方面痛陈鸦片危害,另一方面已注意到“洋土多则府库日虚,川土多则漏卮可免”。若能对洋土征收重税,对川土(国产鸦片)实行轻税,“使人皆多食川土,而少食洋土,岂非固国卫民之一道乎?”(《郑观应集》上册第19页)1880年出版《易言》时,郑观应提出了与英国议约,逐年减少鸦片输入的主张:“与英国约,岁减一成,十年减尽,不能则十五年减尽。”(同上第188页)到了1894年版的《盛世危言》中,他全面转变了态度,主张让内地自种罂粟来抵制印度烟土。在《禁烟下》一篇中,郑观应谈到印度制浆之法,“如派人学制,复储一年,则物美价廉,争先乐购,畴复办洋土哉?欲塞洋药之源,莫善于此。”(同上第402页)

  孙中山、郑观应形成“以毒攻毒”思路,与区凤墀、吴瀚涛参与抵制印度鸦片入华失败有关。1883年,孙中山在香港拔萃书院读书时,区凤墀是他的国学老师,帮他改号“逸仙”。1895年筹备第一次广州起义时,区凤墀是兴中会的“会计”,并为孙中山起草了《农学会宣言》,起义失败后,率领教友亲属掩护孙中山逃往澳门。两人之间,可以说无话不谈。

  区凤墀作为伦敦会宣教师,一直坚决主张禁烟。早在光绪初年,著名英国牧师丹拿发起戒烟社,区凤墀即是最早发起人之一。他们上书英国政府、英国议会,历陈鸦片对中国的种种危害,劝说英国主动禁止鸦片输华,虽属“螳臂当车”,仍坚持不懈。丹拿牧师回国后,在英国发起禁烟会,与广东劝戒鸦片社携手,向英国议会提出禁烟议案。

  1891年,英国下议院再次讨论禁烟问题,有议员提出停止向印度发放种罂粟卖鸦片牌照议案。英国禁烟会要求广东劝戒鸦片社派代表参加。此时,区凤墀正受聘在德国东语学堂任粤语教授,乃从柏林驰往伦敦,代表广东劝戒鸦片社作证。区凤墀此行虽未竟全功,但认识到禁烟阻力不仅在英国、印度,清廷大吏以鸦片税为大宗收入,不肯放弃,是最主要的阻力。(杨襄甫:《区凤墀先生传》)

  1890年,孙中山在《上郑藻如书》中提到:“今英都人士倡禁鸦片贸易于中国,时贤兴敌烟会于内……”英国人士提倡禁烟的信息,很明显来自区凤墀,此时,孙仍然属于主禁派,但后来从区凤墀了解到禁烟阻力主要来自清廷内部,逐渐转变了思路。

  吴瀚涛的角色

  1895年3月1日,孙中山登门拜访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寻求对广州起义的支援,并向日方透露了预定的“四大首领”,其中一人为“原任神户领事吴(名逸,号汉涛)”。(《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82页)这个极其重要的信息,迄今只有中山大学桑兵教授加以足够重视,曾深入探讨吴瀚涛与王韬、郑观应等人的紧密关系,称之为“异人”。(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版,第225-226页)

  吴瀚涛题郑观应小像

  吴瀚涛(孙中山写作“汉涛”),名广霈,安徽泾县人,曾任驻神户副领事,1881年起任驻美公使郑藻如随员。在日本期间,与流亡海外的王韬有密切交往,王韬对他大为激赏:“瀚涛今世豪杰士也,年少而才奇,识见超卓,志量恢扩,当今殆罕其俦。”吴瀚涛归国后,任招商局文案十余年。1892年,吴瀚涛协助郑观应编辑校对五卷本《盛世危言》,冬天还给该书写了跋语。

  1881年,广东巨商何献墀向李鸿章提议,筹集资本2000万元,在香港设立洋药公司,总揽印度鸦片输入和运销中国各口业务,与印度订立合同,每年限定输入鸦片箱数。拟与印度订立的合同,包括一个逐年递减条款,到一定年份,达到完全禁绝。李鸿章派马建忠、吴瀚涛出使香港、印度,交涉以失败告终。(林承节:《中印人民友好关系史》第30-37页)

  1893年初,郑观应把他调到自己手下,随同巡察长江各埠招商分局。5月19日,在轮船上,吴瀚涛接到重庆招商局转来上海电报,获悉郑观应之父郑文瑞在澳门逝世。郑观应赶回澳门奔丧。不久,吴瀚涛也赶来澳门相聚。(郑观应:《长江日记》;《郑观应集》下册第822页)居丧期间,郑观应在澳门创立了兴中会(YoungChinaParty),孙中山此时正在澳门行医,他们三个人会面了,居间介绍人应是陆皓东。孙中山加入了这个组织。因郑观应常居上海,故将兴中会总部设于上海。(孙中山:《伦敦蒙难记》“革命缘起”)

  吴瀚涛1881年的印度之行、区凤墀1891年伦敦之行的失败,促使郑观应、孙中山思考从困局中突围的新方法,催生了自种罂粟抵制印度公土的计划,孙中山并且在老家亲力亲为做了试验。1894年春夏之交,郑观应、孙中山、陆皓东、宋耀如、吴瀚涛齐集上海,相当于召开兴中会工作会议。上书李鸿章行动,实际是早期兴中会的集体决定。郑观应为此专门写了一封密函给盛宣怀,对孙逸仙推崇备至,并恳切请求盛宣怀代为安排谒见李鸿章。

  郑观应致盛宣怀函

  孙中山与郑观应的分合

  1893-1895年间孙中山和郑观应的关系,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迷人的课题之一。可惜的是,无论是对岸还是此岸的学者,多被“定论”束缚了思维,不敢越雷池半步,以致无法解释孙中山在《伦敦蒙难记》“革命缘起”中自称在澳门加入兴中会、“兴中会总部设于上海”这些最原始的自述,也无法看清1894年上书李鸿章的内情。

  1895年春,清廷兵败如山倒,孙中山、宋耀如、陆皓东决意发动反清革命;郑观应则透过江苏布政使邓华熙,将《盛世危言》进呈给光绪皇帝,获得嘉许,令“总署刷印二千册,分散臣工阅看”,郑观应深感改良有望,与孙中山一派分道扬镳。从此,兴中会这面旗帜归孙中山所有。

  孙中山反清之后,郑观应销毁了手头的资料,将《盛世危言》中的“今吾邑孙翠溪西医”改为“今粤东有肄业西学者”,掩盖与孙中山紧密合作的痕迹。幸运的是,1894年他请求盛宣怀安排孙中山求见李鸿章的密函,保存在盛宣怀档案中,留下了重要证据。笔者深信,上海图书馆所藏晚清人物档案,可能还隐藏着1894年孙中山与上海人士交往的重要史料,亟待有心人加以发掘。

  实际上,孙逸仙与所谓“洋务派”、“改良派”、“维新派”关系之密切超乎想象。把晚清人物划入固化的“XX派”这种简单化的做法,对追寻历史真相可能是个障碍。在成为革命家以前,孙逸仙曾是“改良派”“维新派”郑观应手中的棋子。(文/陈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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